我生于 1980 年，在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长经历中，我也体会到了人们对于睡觉一事在观念上的变化。大约从高中时期开始，午睡的习惯就渐渐从我和不少同龄人的生活中消失。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体系里，睡眠时间的长短似乎往往与生产力直接相关。长大之后要是听说谁还有睡午觉的奢侈，若不是退休人士，通常就是事业单位的同志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最优秀的头脑日夜钻营如何随时随地满足大家一切欲望的时代，睡眠意味着停滞和怠惰。那么多要看的书、文章和展览，那么多想听的音乐，那么多要安排的旅程、那么多要进入的市场、那么多要赚的钱。睡觉？那是给没有能力更加有效利用时间的人准备的吧。
于是我们在超市购买 5-hour energy，或是通过不明渠道搞来更高阶的药物 Adderall 或 Modafinil，强迫自己的身体适应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嘿，脑力劳动也是体力劳动唷），在知乎上问「听说李开复一天只睡四个小时，请问是怎么做到的？」，私下交换着某「大神」连续一周每天只睡两小时的神话。另一方面，许多人在燃烧了几年之后，想起了劳逸结合的传统智慧，开始反思人生。她们的关键字从 GTD 变成了 WLB: work-life balance
这种书当然没有阅读的必要。知行难以合一才是人类面临的永恒难题。睡得少会影响健康和工作效率，这种道理难道真的需要看一本书才能明白吗？不过就在永动机般的生活方式引起反弹的同时，「高度发达资本主义」体系正在悄悄试图把无睡眠生活再推进一步。和我们在《IT 公论》里反复提及的一样，走在最前沿的仍然是美国军方。
时至如今，我们应该对新技术从军方向民间的下渗过程有充分的自觉。互联网、物联网以及整个电脑产业都是这种下渗的结果。如专研硅谷历史的 Leslie Berlin 所说，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于共产世界的恐惧令美国国防部投入了大量资金研发新的电子技术。「美国政府其实就相当于硅谷最早的风险投资人。」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艺术与理论教授 Jonathan Crary 的《全天候人生：高度发达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24/7: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就是对这一现象的理论性阐述。
「历史证明，和战争相关的创新总是会渗透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不睡觉的战士将会成为不睡觉的工人和不睡觉的消费者的先驱。抑制睡眠的产品在制药公司的强力推广下，先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最终会变成很多人的必需品。」
时间看作「海绵里的水」，是一种多么前现代的表述！在今天，时间当然不是被挤出来的，而是被エンジニア（engineer）出來的
但正如 Crary 在书中所说，当代批评理论早就认定了人和机器在当代社会并无本质差别。当妳为了在计步器上积满一万步而在公寓楼下多走了两圈的时候，当妳以工作效率的名义吃代餐的时候，当妳把一个拥有某种「睡眠模式」的电子设备放在枕头旁边的时候，妳并没有做出更人性化的选择。假如有朝一日出现了可以让妳自由调节睡眠频率和时间的药物，妳会不会去用它？别急着说不会，妳被机器奴役不是第一次了。而且 M 的倾向不是广泛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体里吗？：）
真正的个人革命仍然是可能的。但假若今天的妳不和 Facebook 努力营造的 walled-garden 对抗，不和把妳当作商品卖给广告主的免费服务对抗，不和随时随地即时满足的欲望对抗，不和忽略社会空间中柔软和微妙的那一部分织体的倾向对抗，在未来妳就很可能会成为无睡眠药物的快乐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