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常见的解答都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过高地估计了古代政权压制异端思想的行政效率

哪怕是在行政效率远超古代的今天,贵乎上照样一大把赢麻党呼来喝去。我们怎么可能指望连农民想起义、将领想叛乱、权臣想政变的想法都压制不了的古代,能扼杀近代科学的思想火苗?

祖冲之父子并没有因为计算出球体积公式而被主流社会排挤,王文素也没有因为用导数求高次方程而被儒家权威斥为异端而遭迫害。之所以中国(以及除近代欧洲之外的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本土具有科学色彩的思想没有引发现代科学,是因为没有产生必须由现代科学来不可替代地满足的社会需求

那么什么条件下,才会产生出必须由现代科学来满足的社会需求,从而引发现代科学革命呢?其实这是一个严肃的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问题,历代社会学家对这个问题都有不同角度的论述。总而言之,欧洲之所以能够诞生出现代科学,是一系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现实因素具有一定偶然性,阴差阳错、激烈碰撞的结果

我们首先把目光回到14世纪,那个时代欧洲发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大事件:黑死病

黑死病蔓延的具体过程这里就不细说了,我们只需要记住它杀死了欧洲将近一半的人口,并带来了三个影响深远的后果:

  1. 农奴制的崩溃
  2. 封建制度的崩溃
  3. 天主教会权威的崩溃

由于大量人口死亡,农奴制和封建制赖以存续的社会基础难以存在:地主们损失惨重,而商人和金融家则相对较快地恢复了元气,填补了地主们的生态位;与此同时封建领主们遭到了沉重打击,权力慢慢地呈现向以国王为代表的的中央集中的趋势。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化的早期民族国家,从15世纪开始,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逐渐在西欧社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罹患疾病的人们发现无论自己多么虔诚地祈祷,也无法获得上帝的庇佑,再加上天主教会“赎罪券”等措施大失人心,导致黑死病疫情后,天主教会的公信力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宗教改革逐渐酝酿

社会学家们从多角度分析了该历史背景下,西欧诞生近代科学的原因:

一、宗教角度

仿照马克思·韦伯的思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King Merton)研究了新教伦理与现代科学的关系,认为是新教伦理催化了现代科学革命。他的理由如下[1]

  1. 在新教的宗教体系中,由个人直接赞颂上帝(而不是经过教会)是不受挑战的公理,而研究自然是赞颂上帝的有效手段。在此观念影响下,研究自然成为了时尚潮流
  2. 功利主义是新教徒普遍奉行的价值标准,根据这个原则,观念的合理性应该按照其有用性来评价,只要是能改善物质生活的行为在上帝眼中都是善行。正是这种入世的教规为科学研究活动创造了社会氛围

伯特·金·默顿(1910-2003),美国功能主义社会学家,代表作《科学社会学》

二、资本主义角度

和直觉相反,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通过对哥白尼革命的考察,认为文艺复兴和新教伦理,对科学革命起到的是阻碍作用。真正推动科学革命的是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需求

托马斯·库恩(1922-1996),美国物理学家、社会学家,在科学史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

首先来看为什么文艺复兴和新教伦理阻碍了科学革命

中学历史课本中学过,文艺复兴的重要思想核心是人文主义,而在人文主义者眼中,研究天体、动物的本性对改善人的生活无益(是不是有种“儒家思想压制科技创新”那味儿了?),唯一重要的是研究人自身。因此,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垄断,让科学革命被推迟了很长时间[2]

紧随其后的宗教改革同样没能带动科学创新,这是因为新教比天主教更加反对哥白尼革命。路德和加尔文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希望回归纯朴的基督教,就像耶稣时代那样。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坚持按照圣经字面意义,反对任何隐喻和过多解释。而按照这种的观念,如果如哥白尼所言,地球仅仅是宇宙中的一颗恒星之一的话,人的堕落与救赎的故事作为基督教的重要支柱如何保留?如果宇宙中还有和地球一样的球体,上帝的善必然使它们也有人居住,但是如果其他行星上也有人的话,他们怎么会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怎么会遗传有原罪呢?等等[3]

因此,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都不是引发欧洲近代科学革命的因素。托马斯·库恩将关注点放到了资本主义上:

商人们为了追逐资本而引发的大航海时代,极大增加了对制图和航海技术的需求。谁掌握了最新的的科技,谁就能获得最高的利润。在这种强烈的社会需求的刺激下,用于导航的天文学首当其冲地成为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引领学科[4]

三、中央集权角度

还是托马斯·库恩,他同样指出了西欧近代中央集权化的早期民族国家带来的对近代科学需求:行政单位由碎片化的封建领土,变成了统一的帝国疆域,其行政机构不断扩大激励着统治者制定一个有效统一的历法。对历法改革的需求同样刺激了天文学的发展,最终天文学的变革引发了后续的科学革命[5]

四、综合角度

尽管没有在本人著作直接提及现代科学产生的原因,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开创的权力哲学,里面涉及到知识与权力的论述,同样可以作为论述该问题的方法论参考

米歇尔·福柯(1926-1984),法国哲学家,在权力哲学领域影响极为深远,影响了后世诸多社会学家。代表作《规训与惩罚》、《知识考古学》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以医学等学科为例,描述了权力如何贯穿在人类知识发展的始终。福柯提醒着我们:知识与权力从来不是理想主义者认为的互不相干的,知识从来都不是纯洁无瑕的,而是离不开权力的形塑的。通过权力的视角,综合前文提到的三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到:现代科学革命发生在西欧,不过是宗教、资本、政治等权力互相角逐的结果。并没有什么“民族性”,也和智商无关,只是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因果碰撞。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现代科学?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推理出,如果中国想要按照西方的路径诞生现代科学,走过的路径应该是这样的:

某事件带来人口大量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