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媒介理论家 Marshall Mcluhan 关于「技术是人体的延伸」的观点发表于 1964 年的《理解媒介》，在那四年前，Powell 就直接用影像以一种拳拳到肉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这个道理。马克是一个窥视癖（Scopophilia）患者，「观看」和「凝视」不但令他上瘾，还令他产生性快感。他有特定的凝视对象：人类的恐惧表情。为了满足这一特殊欲望，他无时不带着摄像机——用来延伸他的视觉机能的外部技术设备。作为象征着尚未被技术异化的前现代人类的海伦小姐在这里试图将技术从一个纯天然的浪漫夜晚中剥离，而马克的焦虑和矛盾清晰可见。他喜欢海伦小姐。不，真的吗？他更喜欢海伦小姐，还是更喜欢作为他的性欲中介的摄像机？在影片较早的一个镜头里，马克像抚摸心爱女人的脸颊一样摩挲着摄像机。面对海伦小姐的请求，他本能地用手保护着肩膀上的摄像机背包，但最终还是就范，把摄像机交到海伦手中，放回了房间。
身份认同与疾病的模糊界线。1950 年代，同性恋被大多数人视为需要治疗的疾病，但今天它在现代社会已是被广泛接受（至少在理性上）的一种身份。在《偷窥狂》里，马克的性欲以一种在当年（如今也是？）显得高度变态的形式呈现出来，即便在艺术家创作自由的保护伞下，导演仍然逃不掉社会的道德审判。如果说对于外部技术设备的痴迷和癖恋在 1960 年被视为实打实的罕见疾病，那么它在今天已经演化成一种普遍存在的习惯——妳甚至很难说它是「坏习惯」
「我很想说这次实验令自己醍醐灌顶，但我不确定在这段时间里我比平时更『有效』地利用了时间，」他写道。「我只是把时间花在了不一样的事物上，而结果是经常感到无所事事……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学到了什么，也不确定这次经验能够帮助我在未来更好地使用电子设备。」看到这里，那些想睡前躺在床上用 iPhone 观看《偷窥狂》的人或许可以放心了
所谓历史感，很多时候是和肮脏联系在一起的。卡斯特罗那不合时宜的巴洛克风格建筑里飘荡着几乎刺鼻的爆米花味，座位下方的地板上似乎总有乾掉的碳酸饮料，一脚踩上，再抬起来时就能听到鞋底发出令人不快的粘滞声。一月三十一日，Noir City 电影节的最后一晚，我坐在靠走廊的位置，看着一个身穿巧克力色紧身乳胶（latex）连衣长裙的高挑女子被西装笔挺、头发花白的主持人请了出来。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被塞进了一只巨型避孕套里，」她说。Aja De Coudreaux 是湾区东部的奥克兰城居民，也是今年的「Noir City 小姐」。正职是模特的她，在台上毫不掩饰自己的花瓶属性。乳胶长裙紧密包裹出她丰腴的臀部曲线，旁边的白发男主持人也不忘煽风点火。「我看了一圈，这裙子好像没有拉链呢，怎么穿进去的？」
Latex 和 LaTeX，表面上只是大小写的区别，在精神和趣味取向上却差得不能再远。后者是学习曲线陡峭、功能强大、象征着理性、效率和秩序的科学排版软件，前者是一种将人的身体物化、将物拟人化的性癖恋。卡斯特罗戏院离 Twitter 和 Uber 的总部都不到三公里，却是两个迥异的世界。这正是旧金山的趣味所在。看惯了关于 Mission 区房租飙升、民怨沸腾的报道，有时候会忘记这座曾经的花童城市还有这种时空隧道般的存在。
就像 IPN 的一位忠实听众对古代艺术史节目《壁下观》的评价：「听不懂。而且并没有去搞懂的欲望。:)」
但他似乎仍然在听。
他就没法把欲望投射到一个固定的科技物件上。是 iPhone 吗？是 iPad 吗？是 Apple Watch 吗？这些设备的硬件本体生命周期只有两年，真正为其续命的是摸不着、因此也无法投射性欲的软件（记得备份 iOS！）。除此之外，上述有条不紊的生活理想抑制了疯狂和变态的可能。High tech 的得益者热衷于在各种层面弘扬多样性，只要它不干扰到我一尘不染的精神生活
人们称之为 cyberpunk 的东西，实质上就是以近未来世界为背景的 noir。但 cyberpunk 的全盛期是 1980 年代。和黑色电影一样，它在今天也是不折不扣的类型作品，是可以不断斟入新酒的旧瓶子。Cyberpunk 作品的著名口号「High tech, low life」在今天听上去几乎是一种矛盾修辞。科技业者即便不是大富，也很少能和 low life 扯上关系。从旧金山地理空间的划分上，一条 Market Street 倒是把 high tech 划到了东南，把 low life 划到了西北[1]。泾渭分明，互不相干。High tech 世界的生活不喜烟酒，GTD 软件为每三十分钟划定功能。劳逸结合，屏幕光线日落后自动调整，可穿戴设备全天候监测体征，保证睡眠质量。至于红颜祸水？请不要给女人这样贴标签，谢谢。我们对于性别平等是很严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