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的这篇文章里，偏见很多。
一上来对港台作家的评论就是胡说八道。首先把「港台」合论，贴个共同的标签，就是一种常见的大陆偏见，港是港，台是台，这两个地方的文学，即使是流行文学，也大不相同。说港台作家只写言情和武侠，这也显然与事实不符。
有人说王朔批评金庸是小青年拍砖老古董，我觉得反了，王朔在这篇批评里体现的文学观念，其实比老古董还要老古董，新鲜的东西不多，主要是沿用过去批评话语里对旧小说、演义、评书的那套口径，这里提到有这么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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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陈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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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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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杀戮，并冠以正义的名义（换句话说，以今天的观念是政治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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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读者提供逃避主义享乐
至少这几顶帽子在金庸作品里是不成立的。
金庸小说的语言，不是现代的那种大白话，而是接近民国时期白话文成形时的白话，这和今天的阅读口味，略微有点距离感，但武侠小说总是发生在古代，这种距离感是合适的。关于金庸作品语言风格的研究，已经有太多，基本都是肯定的态度。
金庸小说的人物，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常常引用的「原型」。比如我们说到什么人喜谀恶直，我们会拿丁春秋、东方不败、洪安通作比喻。说到什么人狼子野心，会用左冷禅作比。说到伪善，会想到岳不群。说到慷慨侠义，会想到萧峰。试问，还有什么现当代作家笔下的人物，能这么深度地介入我们的生活？这还不能说明金庸人物在中国社会中的「真实」吗？
武侠小说对暴力的描写也是一桩常见的罪过。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到文学中去寻找道德教化呢？何况，很多好的武侠小说，说的都是反对暴力与强权，萧峰、令狐冲、段誉、郭靖皆然。
逃避主义的享乐也是对大多数流行文化的批判，关于这点的正反讨论就太多了，没有重复的必要。这就是流行文化，它有宣泄，也有净化。
我觉得这篇评论最重要的还是倒数第二段，特地引一下：
卖画的朋友有一个概念：东南亚庸俗文化圈。这是指以港台为中心包括新马泰一带的华人资产阶级趣味。这些年来，这种趣味一直在反攻大陆，并节节获胜，身在中国北方也能感到这种趣味的影响，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并不是我不俗，只是不是这么个俗法。我自认为是新北京文化圈中人，这个文化脱胎于49年以后的革命文化，其精神实质是向西方的。我们有过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创作。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我不知道。也许在中国旧的、天真的、自我神话的东西就是比别的什么都有生命力。
这段话集中反映了王朔对港台流行文化的看法，并比较了大陆流行文化和港台流行文化的差异。他的看法不能说全无道理，流行文化有很多需要审视的地方，大陆流行文化肯定和大陆外的华人流行文化有很大区别。
既然是流行文化，一定需要借鉴「俗套」，或者说「成规」，它是重复的，易于理解的，所以是「俗」的。然而在这种「俗」当中，它同样可以体现非凡的创作才华和先锋性，把这展开是个巨大的话题，我只能说，好莱坞电影也好，香港电影也好（特别是以成龙为代表的动作片），它们都蕴藏着各自的先锋性，这和纯文学、纯艺术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们的表现形式不同，而且不摆出来给你看。
从二十世纪开始，流行文化已经成为全世界最主流、最显性的文化，很多严肃的创作者，把他们的艺术企图心包裹在流行文化中，所以曾经由严肃文艺实现的功能，如今很多是以流行文化的面貌出现的。把「俗」文化一棍子打死，完全没必要。
王朔列举的八十年代四大文艺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创作——都可以看作是前三十年革命文化与新时期舶来文艺的杂交品种，那么一个是西方马列文化和西方现代流行文化的结合，一个是传统东方文化和西方现代流行文化的结合，我看不出前者的「俗法」比后者的「俗法」高端在哪里。那四大支柱里面当然有今天看来也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包括那种夹生和粗糙的感觉，连当时对西方文艺的误会和想象，今天也显出某种鲜活生猛的时代感来。东南亚四大俗要更圆熟、迎合、窝心（台湾用法啊），棱角隐藏，和中国旧传统（无论你认为它是好还是不好）对接更好，同样有它的审美价值，只是和某些人习惯的「四大支柱」审美习惯有所区别罢了。
归根结底，我认为王朔这篇对金庸小说，或者广而言之，对港台流行文化的批评是有问题的。流行文化当然可以批，世界上天天有人批。问题在于，他站得还不够高。你不能以北京人对抗港台人的姿态来批，你不能说流行文化只有这样才是好的，那样就不好，这很成问题，你只能一视同仁地批，高屋建瓴地批。
补充声明：王朔作为小说家，有他自己的创作成就，讨论他的这篇旧评论文字，也只是就事论事，跟他自己的作品如何，文学地位高低，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