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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塞罗的网络
卷首
> 不了解过去就永远处于孩提状态。不利用往昔的成果，世界必定永远只是混沌初开。——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在现代人看来，这一切给人以奇怪的似曾相识的感觉。用今天互联网的行话说，西塞罗参加的是一个“社交媒体”系统：在这个社交媒体环境中，信息沿社会关系网在人们当中流传，四面八方的人参加同一场讨论，组成分散的群体。古罗马人靠莎草纸卷和信使传递信息，今天的几亿人利用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博客和其他的互联网工具，联系起来要快得多，也容易得多。所用的技术很不一样，但这两种相隔两千年的社交媒体在基础结构和发展态势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两者都是双向的交谈环境，信息沿社交关系网从一个人横向传给另一个人，而不是由一个非人的中心来源纵向传播。
历史上不同时期和地点产生的社交媒体形形色色，但它们都由一条共同的线连在一起，即它们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分享信息的基础之上的。
第一章 社交媒体的古老基础 人类为什么天生喜欢分享
世界是个大社会
不同的社交网站运作稍有不同。有的要求用户间若想建立联系须经双方同意，别的则没有这样的要求。有的假定张贴的信息是公开信息，别的则只允许在具体的个人或群体之间分享。有些网站专为分享特定类型的信息：Flickr 用来分享照片，SoundCloud 用来分享音响段落，YouTube 用来分享视频。然而，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能使人与社交关系网内的朋友或追随者分享信息（而他们又会把信息与别人分享），还能让人们就分享的信息开展讨论。使用这类网站的人不只是被动地接收信息，他们也发出信息，对信息进行评论、分享、讨论，甚至改动。结果创造出一个共有的社交环境，在分散各地的网友之间形成一种归属感。是什么使得人们做这些事如此其乐无穷，对它们如此趋之若鹜呢？
对此问题的回答有好几个组成部分，都有着根深蒂固的行为根源和历史根源。第一点，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是人类作为灵长类动物，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灵长类动物大脑的进化似乎专门是为了加工社会信息，使它们组成的群体能够更有效地运作。第二点，人在社交关系网中评估和维持自己地位的一个主要方法是与别人交流信息和交流关于别人的信息（即流言）。人通过传播流言，可以宣示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表现自己有知识、有信誉，是可交的同盟或朋友。简言之，和别人建立关系，和他们交流信息，这是人的本能。第三点是媒体技术。书写的发明使识字的人得以扩展信息交流的时间和空间，把当时不在场的人也包括进来。能瞬间到达全球的互联网尤其高效，用户间交流信息因此而变得空前地轻而易举。但互联网绝非第一种维系此种社交媒体环境的技术，它不过是人类发现的最新、最高效的办法，用来满足他们自史前就有的渴望。
社会性大脑的进化
所有灵长类动物都有一点特殊的地方，人类尤甚，那就是与其他动物比起来，它们的大脑相对于身体特别大，而且，多出来的脑容量主要用于容纳大脑一个特别的部分：新大脑皮层。它负责行使高等职能，如空间判断、感官感受和有意识的思想。大多数哺乳动物的新大脑皮层占脑容量的 30% 到 40%，但在许多灵长类动物中，这个比例达到 65% 以上，人类是 80%。这么大的新大脑皮层是做什么用的？
分享是人的天性
共用媒体的发端
第二章 罗马的媒体 首个社交媒体生态系统
由人驱动的网络
信息的交流有时是正式的，但调子也可以亲切随和，娓娓道来，经常使用口语词语、圈子内的玩笑、双关语和缩写。罗马字母的一个常用的缩写是SPD，是“salutem plurimam dicit”的首字母缩写，意思是**“多多致意**”。这个缩写用在信首，前面是寄信人和收信人的名字，比如“Marcus Sexto SPD”（马库斯多多致意塞克斯图斯）。另一个常用的缩写是SVBEEV，它的全文是“si vales，bene est，ego valeo”，意思是“愿您一切安好，我也都好”。这类缩写节省篇幅，也节约时间，正如今天在互联网上的发帖和手机短信中使用的简语 (BTW，AFAIK(as far as I know)，IANAL)
- SPD: salutem plurimam dicit; 多多致意
- SVBEEV: si vales. bene est. ego valeo; 愿您一切安好. 我也都好
分享消息
引起骚动
涅厄斯·阿里奥斯在你的墙上留了言
基督教和社交媒体
第三章 路德的观点如何疯传 社交媒体在宗教改革中的作用
你好，古登堡
马丁·路德的新帖子
赞、推荐、分享
一场多媒体运动
用新媒体技术迅速广泛地传播思想使教会进退两难。教会领导人不愿意让路德的观点畅行无阻，但又不愿意正式向民众发表小册子反驳路德的言论。与路德争论就等于承认神学的问题可以讨论，承认公众有权对不同的观点进行评价后作出自己的决定，而这两者都有损于教会的权威。一旦路德的意见被谴责为谬误和异端后（1521 年，他被正式逐出教会），再为教会的这一决定作出辩解反而会削弱决定的权威性，因为那将暗示教会的决定是可以争论的。一些教会官员还担心，对路德作出回应只会使他的极端思想传播得更广。可以说，在回击路德的问题上，天主教会做与不做都讨不了好，左右为难。现今这个时代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批评的公司也面临同样的难题。公司高管通常把网络上的批评斥为无稽之谈，置之不理。理睬那些批评反而抬举了它们，给了它们更大的市场。可是，若对批评不予驳斥，在其他人眼里可能被视为默认那些批评所言不虚，结果事情反而更糟。 #china itics
社交媒体和宗教改革
第四章 流动的诗篇 用于自我表现和自我推销的社交媒体
都铎宫廷的脸书
诗歌的用途
印刷时代的手稿网络
@ 顽皮教子的推特
第五章 让真理和谬误互相争斗 管控社交媒体的困难
约翰·斯塔布斯的预言
约翰·斯塔布斯的故事表明，在马丁·路德的小册子运动和天主教会初期回应的低效无能后，欧洲的统治者意识到，对攻击当局的印刷品，特别是反响广泛的，必须迅速地予以打击。不过他们觉得，最理想的是不要让事态发展到需要回应的地步。于是他们开始严格控制印刷，希望从根本上杜绝危险的宗教或政治文章的出现。如果有人绕过了管控制度，就像斯塔布斯的小册子，就是秘密印刷的，那么偶尔严厉惩罚将对任何想起而效仿的人起杀鸡儆猴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管控印刷只是把它与烘烤面包和织布等其他行业同等看待罢了，因为别的行业已经有了十分严格的规定。如伊拉斯谟在 1525 年所说：“不是谁都能当面包师，但没有规定禁止任何人靠印刷赚钱。” #china itics
对新闻如饥似渴的需求
1641 年的大爆炸
==约翰·弥尔顿 (John Milton) 和《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
他按照 1643 年提出的新规则，试图得到出版那本离婚小册子的许可，但遭到拒绝。他不管那一套，径自出版了，结果在议会中被谴责为提倡重婚的危险的激进分子。弥尔顿勃然大怒，马上写了一本小册子对出版许可制度发动攻击，这本小册子就是《论出版自由》；时间是 1644 年 11 月。
弥尔顿认为，是人就有可能犯错，所以谁也不能公平地判断什么作品可以出版。他坚称，允许一切作品出版，让读者了解各种意见，自己作出判断，这种做法要好得多。“各种学说如旋风吹遍大地，而真理必在其中。规定各种许可和禁令是对真理力量的怀疑。让真理和谬误互相争斗；谁见过真理在自由公开的争斗中败过阵呢？”这种“真理必然胜利”的观点也许在有人看来是幼稚的想法，但弥尔顿的意思是，以为审查官能秉承理性是更加幼稚的想法。他指出，给予出版许可极易受到人为错误或党派偏见的影响，只有“愚昧、专横、粗心或吝啬的人”才会“永远读一些内容差劲的书籍和小册子”。如果有谁出版了不合适的东西，事后仍然可以动用法律予以惩罚，无论是算他犯了诽谤罪、叛国罪、诬陷罪，还是亵渎罪。
诚然，出版自由会使坏的或错误的作品得到出版。但弥尔顿说，那其实是好事。如果出版自由使更多的读者接触到坏思想，那么就能更快更早地对那些坏思想进行反驳。他把真理比作斗士，不能与世隔绝，只有通过和对手的不断争斗才能保持健康。这是清教徒的思想，即只有通过打击和拒绝恶，才能达到善，弥尔顿称之为“通过恶来了解善”。他说错误的观点好比“灰尘和炭屑”，“可以用来打磨擦亮真理的甲胄”。他说，接触到各种不同的观点能提高读者的品格。他写道：“一个明智的人从一本无意义的小册子里学到的东西比一个傻瓜从《圣经》中学到的东西更多。”再说，坏思想即使不能出版，也照旧会传播。全国各地有这么多印刷机，出版管制不可能做到完全有效；印刷技术太普遍了，出版前审查是不切实际的。比如，议会就镇压不了保王党每周出版的《宫廷新闻周刊》，即使在伦敦，同情保王党的人也在转售，甚至翻印这份周刊。（“油墨未干的纸张可以作证，它们在这里印刷，在我们当中传播，审查一点用也没有。”）镇压不同意见还可能因突出了它们而产生反效果。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一切东西出版，让不同的观点在思想的战场上竞争厮杀。
他简短地介绍了出版审查的历史，先从古雅典的容忍说起。他恭维地把英国议会，比作古雅典。［Areopagitica 指的就是古雅典城邦的最高法院阿勒奥珀格斯（Areopagus）。］弥尔顿解释了天主教会如何逐渐扩大了禁书的范围和对出版的控制，开始是为了镇压异端邪说，后来就随心所欲。这样，他把控制出版和天主教联系到了一起，对大多数反天主教的听众暗示，出版自由是新教固有的立场。在为通过 1643 年的法令游说的时候，伦敦书籍印刷出版经销同业公会甚至指出，天主教在新闻审查方面做得更好：“我们在此必须给天主教徒以应得的承认；无论在宗教法庭强势的地方还是温和的地方，天主教徒的规矩都比新教徒严格得多。”换言之，弥尔顿的意思是，既然英国断绝了和罗马的关系，也应该去除对出版的限制。（弥尔顿只提出了一个例外，它在现代人眼中看起来很不开明，但迎合了他想象中听众的反天主教思想。他赞成镇压天主教的著作，因为他认为天主教的教义在思想的战场上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寻求真理不能靠它。）
弥尔顿在演讲结束时强调了许可制度的缺点及其对求知、政治和宗教的负面影响。他写道，激烈的争论对民众和整个国家都有好处。他称伦敦为“自由的殿堂”，到处是“作家和有头脑的人……反复思考新观念和新思想……阅读尝试一切，接受理性和说服的力量”。他这里指的是宗教、政治甚至科学方面的新思想，认为这些都应通过争论来测试考验。相比之下，许可制度压制一切新思想的出现，无论它们是否正确，而有些新思想是很有价值的。他说，政府小看民众，连“让他们读一本英文的小册子”都不放心，这是傲慢的态度；如果民众依赖政府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他们就不会独立思考。他得出结论说，一个生气勃勃的健康社会不仅要容忍，而且要鼓励积极活跃、自由自在的讨论。
商人兼作者亨利·罗宾逊（Henry Robinson）和弥尔顿一样大力鼓吹宗教容忍；他说，不经事先审查，允许一切东西出版是发现和传播真理的最好方法。1644 年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发表前不久，他出版了题为**“良心自由：或实现和平的唯一手段”（Liberty of Conscience: Or the Sole Means to Peace）**的小册子，指出“宁肯允许发表许多错误的思想，特别是出于好意，只是因为头脑不清而提出的错误思想，也不要强行压制或任意抹杀一条真知灼见；由站不住脚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和荒谬来衬托，真理将更加光芒四射，吸引更多的人热爱真理”。正如弥尔顿呼吁让真理和谬误互相争斗一样，罗宾逊问道：“难道我们害怕谬误会战胜真理吗？”他比弥尔顿更进一步，呼吁允许以任何媒体形式，包括尚未发明出来的形式，来自由发表言论。他宣称，真理和谬误的战斗“必须在平等的条件下公平进行，任何一方都不能期望比另一方有更大的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自由”。
法国的米拉波（Mirabeau）伯爵翻译了《论出版自由》，宣称它的题材“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法国大革命的一位领袖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说，弥尔顿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国父”之一。在美国，弥尔顿的影响在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为印刷商辩护》（Apology for Printers，1731 年）中清晰可见：“印刷商坚信，如果出现意见不一，双方应有平等的权利向公众表达自己的意见；真理和谬误同时登台时，前者总是能胜过后者。”弥尔顿的思想成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部分基础，《论出版自由》在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中多次被引用，无一例外地用来支持对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广泛保护。比如，《论出版自由》发表 300 多年后，在反对限制避孕知识的陈述中还引用了它的内容。
看来 17 世纪 40 年代的精神在今天依然充满活力。那时，政治首次成为公众谈论的话题，而驱动讨论的就是媒体的信息分享。自由出版除了使得政治思想传播得更快、更容易，还因讨论的参与者努力争取并影响公共舆论而改变了政治讨论的性质。意见不一的小册子作者彼此争论，公众可以对比他们发表的不同观点，这使得人们把政治进程看作全国大论战。它的一个成果是现代新闻自由的观念；另一个成果是出现了第一批不受限制地报告国内政治的出版物，它们后来变成了最早的现代报纸，虽然向现代报纸的演变用了几十年的时间。
在现代人眼中，17 世纪 40 年代混乱又充满对抗性的媒体环境和互联网的博客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博客环境如同英国内战时期的小册子，是用文章织成的一张网。在这张相互联结的网中，各种文章互相参照，互相争论；作者偶尔匿名，发表的东西有时不可靠，但大都立场鲜明；写作的题目随心所欲，张贴的格式多种多样。有些博主意识到了这一相似之处，甚至采用了 17 世纪的笔名，这倒是很恰当。今天，我们只要点几下鼠标就能在网上发表东西，或阅读各种各样互相冲突、未经过滤的意见，对此我们习以为常，认为是天经地义。这个自由植根于近 400 年前社交媒体在英国蓬勃发展的那个成果丰硕的 10 年。
第六章 到咖啡馆去 社交媒体如何促进创新
端着杯子交朋友
咖啡馆使我们变愚蠢了吗？
咖啡馆和合作创新
亨利·奥尔登堡已经添加你为朋友
第七章 印刷的自由 社交媒体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作用
两个本杰明的故事
“印刷术应得到鼓励”
托马斯·潘恩如何疯传
第八章 人民的哨兵 暴政、乐观和社交媒体
解读法国媒体
地下媒体
“每小时都有新出版”
自由的报刊会导致自由吗？
第九章 大众媒体的兴起 集中化的开始
批量生产的新闻
记者的崛起
莫尔斯的社交网络
报业大亨的到来
第十章 社交媒体的反面 广播时代的媒体
无线电的黄金时代
最初的 WWW
电视，国民的麻醉药
第十一章 社交媒体的重生 从 ARPA 网到脸书
从 ARPA 网到互联网
织造网络
伯纳斯–李工作的地方是瑞士日内瓦附近的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CERN），里面使用的电脑系统各种各样。1980 年，他写了一个名为“ENQUIRE”（询问）的程序，能让用户在叫作“卡片”的联网记录上记下笔记和想法。比如，某一位科学家的卡片可能和他投稿的科学刊物的卡片相连，联系是双向的，所以某一份科学刊物的卡片也连回到它所载论文的作者的卡片。
…
因为伯纳斯–李写的软件用于较少人使用的 NeXTStep 型电脑，所以他和同事罗贝尔·卡约（Robert Cailliau）鼓励其他人写出适用于不同类型电脑的万维网软件。这个初露头角的文件网络的无尽潜力使马克·安德雷森（Marc Andreessen）大为振奋，他是设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国家超级计算机应用中心的一名学生。安德雷森和同事埃里克·拜纳（Eric Bina）写成了一个新的网络浏览器，名为“马赛克”（Mosaic）。虽然马赛克最初是为学术界使用的 UNIX 版电脑写的，但是后来又重新写过，使其适用于家用和办公用的个人电脑和苹果公司的麦金塔电脑。马赛克易于安装使用，并可显示网页上的图像，不必在屏幕上另开一个窗口。是它使网络第一次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对被职能各异的不同程序搞得手忙脚乱的互联网新手来说，马赛克简单易用，一身多能，是求之不得的工具。1994 年 10 月，名为“连线”（Wired）的一本新杂志宣称，马赛克“正成为世界的标准接口”，并指出，“马赛克自 18 个月前问世以来，激起了网络历史上空前的兴奋和商业活动”。
伯纳斯–李设计万维网是为了鼓励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一个新空间，使人和思想可以在此交会，正如他们过去在咖啡馆内、在科学学会中、在科学刊物上交会一样。**他说：“我的初衷就是要把它设计为社交媒体。”他还说：“开始时我想借它和别人分享想法，所以它本来就是用来进行合作的媒体。”**到 1993 年，万维网的吸引力显然远远超越了学术界。
…
有了万维网，互联网不再令人望而却步，这一日渐清晰的事实再次引发了 CERN 实验室内部一场由来已久的辩论，辩论的问题是 CERN 实验室是否应该出售技术专利以图牟利。伯纳斯–李强烈反对借网络牟利，争论说，如果不继续维持万维网的开放性，它就会沦为众多互联网媒体中的一个，那些媒体互不兼容，支持它们的公司和组织彼此互为竞争对手，这势必将造成在互联网上各立山头，不利于信息的顺畅流通。万维网若是和作为其基础的互联网协议一样，对公众开放，不设专利，一定比它归属于任何一方更有吸引力。伯纳斯–李最终说服了其他人。1993 年 4 月 30 日，他在的 CERN 实验室的老板正式宣布，万维网的基础标准永远不设专利。伯纳斯–李说：“没有那个宣言，后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结果，对网络进行商业开发的机会让给了别人，互联网一下子繁荣起来，冲在前面的是马克·安德雷森和别人联手创办的网景通讯公司。伊利诺伊大学不准使用“马赛克”这个名字，于是他的公司使用“网景导航”这个名字推出了马赛克浏览器的升级版。它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广为使用的网页浏览器，与此同时，上网的人数飞速飙升，从 1991 年不到 500 万的学术界人士到 1995 年的 4000 万大众，再到 1998 年的 7000 万；到 2000 年，全球已有 2.5 亿人在上网。成千上万的公司纷纷成立，在网上出售从书籍到宠物用品的各种物品，希图利用新媒体的大红大紫发财致富。许多这类公司上了市，尽管它们收入很少，没有盈利，但仍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这些公司坚称，互联网用户的继续猛增很快就会财源滚滚。到 2000 年初，已可明显看出，对民众在网上大量花钱的期望过分乐观，于是这场狂热轰然崩塌。虽然在所谓的“网络泡沫”期间兴起的许多互联网公司大浪淘沙，不知所踪，但是互联网用户仍然保持高速增长，2001 年达到了 5 亿，2003 年达到 7 亿。对人们网上购物的热情固然估计过高，不过互联网在另一个领域大行其道却是毫无疑问的——它作为媒体使任何人都可以向全球发表任何东西。
…
90 年代末出现了更新的工具，使得网上发表更加简单，那些新工具为之服务的是一个日益流行的格式——博客。
博客（weblog）一词是约恩·巴杰（Jorn Barger）在 1997 年发明的。巴杰是程序员，在 Usenet 上大量发帖，他造出这个词是为了描述他每天在自己的网站 RobotWisdom.com 上记述有意思的事情的习惯。当另一个程序员彼得·梅尔霍兹（Peter Merholz）在 1999 年把它简化为“blog”之后，使用它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博客”的含义有四个组成因素，每一个都已经存在了若干年，所以，回想起来，很多网站都可以被视为类似博客或者是早期博客。
- 第一，博客包括一系列个人条目，每一条都有日期，正如一本日志或日记，而且通常含有与其他网页的链接。
- 第二，这些条目以“反时间顺序”排列，访客总能先看到顶上的最新录入，下面是以前的条目。
- 第三，邀请读者在条目下方留下评论，无论是对作者的评论，还是对其他评论的反应。发表评论本身不是新鲜事物，早在 1994 年，就出现了供网上讨论的网站，人们可以在上面发表评论，并在同一个网页上举行 Usenet 式的线程交谈。同样，在“博客”一词发明之前，也有很多人以反时间顺序的排列方式在网上发表日志。
- 使博客写作得以起飞的是关键性的第四个因素，那就是出现了易于使用的自动发表工具，把反时间顺序排列条目和发表评论确定为标准程序。
- 早期的一个重要例子是 1999 年由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和梅格·胡里汉（Meg Hourihan）创立的叫作“blogger.com”的服务网站，任何人都能用它轻而易举地建立并维持博客。威廉姆斯还普及了把博客不仅用作名词，而且还当作动词来用的做法，并赋予了 blogger（博主）写博客的人的意思。
Blogger.com、Xanga、LiveJournal 和其他类似网站的出现意味着能娴熟使用网上发表的工具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写的东西有意思，并须坚持不断地写，这样才能吸引读者，引起读者和其他博主的反应。博主开始提供他们推荐的其他博客的链接，“追踪”功能使博主可以看到其他人是什么时候链接到他们的发帖的。小册子时代的许多规矩被有意无意地重新起用，比如使用精心挑选的笔名，还有引用另一个博主的意见，一次引一段，在引文下写出回应。博客的数量不断增加，博主回应别人的帖子时也发表自己的帖子，结果织成了一张相互连接的博客之网，四周是浩瀚如海的读者评论。随着博主和发表评论的人链接到别的地方，思想就沿着这张网传播开去。这种网上的集体讨论被称为“博客圈”。
如果一个媒体本身也是讨论的主要题目之一，说明这个媒体尚不成熟。无线电早期是这样，Usenet 是这样，开始时博客圈也是这样。但到了 2000 年和 2001 年，讨论的范围扩大了，出现了关于美国政治的博客，如 AndrewSullivan.com（安德鲁沙利文网站）、Talking Points Memo（要点备忘录）、Instapundit（立即点评）和 Little Green Footballs（绿色小足球）。2002 年 12 月，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共和党党魁特伦特·洛特（Trent Lot）因在一次派对上发表了一些言论，被认为表示他支持种族隔离的政策，结果被迫辞职，在这件事上政治性博客的博主起了很大的作用。洛特引起争议的那些话在常规媒体上几乎没有报道，但博主们穷追不舍，抓住不放，还翻找出了洛特在其他场合说的类似的话。这促使新闻媒体对此事回头再看，增加了对它的报道。洛特发表了一项道歉声明，企图给事件画上句号，但没有成功，几天后他就辞职了。
…
后来的几年内，博主和主流媒体间的敌意逐渐减退。一些著名博主被报纸或杂志雇用，比如 2006 年，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把他的博客移到了《时代周刊》（Time）的网站。许多主流新闻机构自己也开了博客，由它们的记者供稿（有时记者写稿子时也是穿着睡衣的），并采纳了博客允许读者对文章发表评论的规矩。与此同时，一些博客转为商业活动，开始寻求广告收入，结果变得更像杂志，网页最上方不再是最新的内容，而是最重要或最受欢迎的故事。在许多专门领域，博主被尊为有价值、可信任的信息来源，能提供法律或科学等领域中有深度的专门知识；有的博主还从正在打仗或闹革命的国家报告亲眼所见的第一手消息。从更广的意义上说，博客极大地扩展了读者在网上看到的意见范围。它监督专业记者为自己报道的消息负责，逼得他们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这不是说博主写的一切都准确无误或值得一读，但博主证明了记者的报道也同样并非一贯正确。正如曾任伦敦《泰晤士报》编辑的哈罗德·埃文斯（Harold Evans）在 2007 年对《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所说：“有些博客成了对占垄断地位的主流新闻的最好制约，而且新消息有时是由博客最先报道出来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次数多得令人吃惊。”
墙上留言
博客的规则和发表工具一度似乎只存在于它们自己的小世界中，和主流媒体互不相扰，但不出几年，它们就被广泛接受。不过，虽然有了博客后，在互联网上发表意见比过去容易多了，但仍然只有少数人在网上发表作品。到 2006 年年底，全世界的互联网用户已超过 10 亿，却只有约 4000 万个博客。在理论上，互联网的开放意味着任何人都能发表信息，但实际真正这样做的只有一小部分写博客的用户。对多数人来说，建立博客，定期发帖，培养起忠实的读者群，这些还是太麻烦了。他们更喜欢的是新出现的一套用于和亲朋好友以及其他联系人分享信息的发表工具。
1997 SixDegrees.com 六度空间
- 允许用户建立朋友名单。访问某个用户的网页时能看到这个名单，点击名单上的任何名字，即可看到该人的个人资料以及他自己的朋友名单。
2002 Friendster
- 它的原意是要办成交友网站，使用户和与其有共同朋友的人接触认识——换言之，认识他们朋友的朋友。网站用户可以建立网上个人资料，给和他们相连的人发信息，并发帖报告自己的“最新情况”，无论是心情的好坏，还是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2004 MySpace 我的空间
- 2003 年末受 Friendster 早期成功的启发建立起来的.
- 它的吸引力之所以如此巨大，部分原因是用户可以自行设计自己的个人资料页，并对外公开，而 Friendster 的个人资料页只对其他登记的用户开放。
2004 Facebook 脸书 | QQ 空间
- 哈佛大学学生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 2004 年创建了脸书，开始时专供哈佛大学的本科生使用，脸书建立的第一个月，哈佛本科生的一半人就都加入了
- 脸书和在它之前的社交网站一样，让用户浏览朋友的朋友的名单，往各自的个人资料页上张贴信息（脸书的行话把个人资料页称为墙），并通过张贴情况更新来报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不过，脸书比别的社交网站更能紧跟潮流，与时俱进：它增加新功能以提高网页的回应能力，让其他公司开发游戏和别的软件，并上载到脸书的网页上，把脸书的一些功能，如表示赞成的“赞”，提供给别的网站使用。可能最重要的是，脸书在 2006 年引进了“信息流”（news feed），按反时间顺序列出用户的所有朋友在脸书上的最新活动——张贴的信息、情况更新、个人资料信息的改动、张贴的新链接或图片，还有交了新朋友或与旧朋友断绝关系的声明。这样一来，用户一下子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比一个个访问朋友的个人资料页快捷得多。同时，信息流为每一个用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关于他们朋友的最新链接、图片和传言，使用户在脸书网站上流连忘返。
2006 Twitter 推特 | 微博
- 脸书的信息流推广了川流不息地显示信息更新的做法，这催生了另一个叫作“微型博客”（microblogging）的交流信息的方法，它按反时间顺序不停地显示朋友和联系人发出的简短信息和情况更新。这一模式的先驱是推特（Twitter），那是博客的创办人之一，埃文·威廉姆斯，和别人合伙在 2006 年成立的新公司。成立推特的初衷来自另一个合伙人杰克·多尔塞（Jack Dorsey）。他想，如果在社交网络上更新情况和发送即时消息可以不用电脑，那就方便多了，内容也丰富多了。推特最早的形式不是基于互联网，而是基于手机短信。用户可报告自己目前的情况（“汤姆要去图书馆”），并通过短信接到朋友的最新情况。由于技术原因，短信只限于 160 个字，其中 20 个字专用于用户名和路由信息，称为“tweet”的留言不能超过剩下的 140 个字。字数有限，留言必须简明扼要。2006 年 7 月推特正式创建时已经转为基于互联网，但保留了字数的限制。2007 年，出席技术大会“南方偏西互动”（South by Southwest Interactive）的有影响力、熟谙技术的与会者热情地接受了推特，推特的起飞就此开始。随着后来的几个月间推特留言的大量增加，推特用户发展起了自己的一套规矩，如“转推”（retweet，指把另一个用户的留言发给自己推特的读者，但要说明出处）和“话题标签”（hashtag，指把一条推特留言与一个特定的题目联系起来的标签）。后来都被正式吸纳入推特。像在社交网站上一样，用户在推特上张贴的值得注意的留言、链接、图片和其他内容经常能达到大量的受众，因为用户会转推给自己的所有联系人，他们又转推给别人。
- 腾讯微博、新浪微博和网易微博各有好几亿用户，中国的 6 亿互联网用户中，一半以上至少使用它们三家中的一家。微型博客在中国特别成功，因为多数中国人使用智能手机（而不是个人电脑）上网。汉字言简意赅，一条微博就能表达整整一段话的意思。
2007 Tumblr “轻博”
- 介乎于推特和真正的博客平台之间，用户约有 2 亿人。
2010 谷歌 +
2012 Twitter 的 Instagram 以 7 亿多美元的价格被脸书收购
Pinterest 的用户用叫作“钉板”（pinboard）的数码剪贴簿来收集和分享图片。Path 是只限手机应用的社交网络，用户的朋友限于 150 人这个“邓巴数字”。
埃文·威廉姆斯最新创办的 Medium 既像杂志又像共享的博客平台。
Branch 是讨论平台，上面的发帖比推特长，讨论也因此组织得更加严整。
似乎每星期都会出现新的社交、分享和发表的平台。鉴于社交网站如此普及，它们像过去的社交媒体一样，开始产生社会和政治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在一贯严格限制出版的国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社交媒体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
突尼斯革命的胜利激励了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起而仿效。在埃及，和突尼斯一样，年轻的积极分子形成了活跃的地下网络，他们熟谙博客和其他社交媒体的使用方法，并与居留国外、同情他们的侨民在网上相连。2010 年，他们在传播哈立德·赛义德（Khaled Said）的照片中起了很大作用；赛义德是个 28 岁的埃及人，因往网上上传了一段腐败的警官进行毒品交易的视频而被两个警察殴打致死。警察开始时的报告说赛义德是吸毒后窒息而亡的，但他的一个家人得到了一张他遗体的手机照片，显示他曾遭到痛殴，这张照片张贴到网上，引起了公愤。开罗和亚历山大爆发了示威抗议，出于对赛义德惨死的义愤，在谷歌驻迪拜的公司工作的 29 岁的瓦埃勒·古奈姆（Wael Ghonim）在脸书上创建了一个叫“我们都是赛义德”的网页。古奈姆创建网页时使用的笔名是“ElShaheed”（意为“烈士”），很快在埃及国内外吸引了 35 万追随者。古奈姆通过匿名的网上电话对一家埃及报纸说：“我想告诉人们，同样的事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或任何其他人身上。”2010 年末，支持赛义德的人利用这个网页协调组织了几次静默抗议，抗议的人群身穿黑衣在街上游行。他们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因为埃及宣布了紧急状态法，禁止呼喊口号。这个网页还呼吁人们在纸币上写下“拒绝酷刑，拒绝紧急状态法”的字样，使这一口号随着纸币的流通而得到传播。
2011 年 1 月 14 日突尼斯总统下台后，古奈姆在网页上发帖，呼吁埃及人在 1 月 25 日这个全国节日走上街头。他的网页成了积极分子团体动员群众的工具，很多人在上面呼吁举行一天反政府示威。古奈姆回到埃及去亲自参加示威。接下来发生的全国性示威抗议部分的是通过手机和社交媒体协调的，于是政府在 1 月 26 日企图完全关闭埃及的通讯网络。古奈姆说，这是政府的一着错棋，因为它表明政府害怕了。“民众的恐惧是政府借以维持的主要因素。但你一旦切断互联网，你就是告诉所有人你害怕了。所以人们才上街示威，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力量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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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微博和其他的网上论坛给人们提供了发泄的渠道，也是政府监督舆情的方便的工具，正如 17 世纪英国的手抄新闻网络和大革命前法国流传的诗歌。中国《人民日报》的一个下属分支“人民网”对社交媒体的内容进行分析，每周汇编为《网络舆情》（Online Public Sentiment）供高级官员阅读。2008 年，中国当时的主席胡锦涛对《人民日报》说：“网络是我们了解群众关注、吸收群众智慧的重要渠道。”尽管对微博和其他互联网论坛有所控制，但在一定限度内对政治讨论的容忍无疑使民众有机会利用这个新手段发表他们的关注，也使得政府正视渎职和腐败的情况。2011 年 7 月温州附近发生的高铁撞车事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事故发生几个小时后，撞坏的火车车厢以及事故的细节，包括车厢被切割掩埋过程的照片，很快就在微博上传开了。
舆论随之大哗，铁道部的解释也引起了网上一片嘲笑。比如，它说掩埋车厢是为了便于救援。这迫使政府很快调整对策。温家宝总理亲临现场，他批评了铁道部，并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当调查发现是管理失职和信号系统失灵造成了事故之后，铁道部的几个官员被撤职。不过，政府部门对网上有关撞车事故的发帖密切监视，以防事故激起的愤怒转变为对政府的广泛批评，也为了防止有人组织民众抗议。微博的出现使中国的网民得到了发表意见的新自由，但仍然有由政府仔细界定的限制。
温州火车撞车事件也表明了中国网上对政府的批评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不同。在突尼斯和埃及，领头要求推翻暴君式国家领导人的是年轻人，他们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机会，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东西。相比之下，中国的中产阶级网民担心，他们在中国迅猛的经济发展中积聚的财富会被贪赃枉法的官员据为己有。他们参与政治是因为有钱，不是因为贫穷。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手持智能手机的中国中产阶级和政府官员都希望进行渐进式改革，不希望发生剧烈的政治巨变。
结语 历史将自己“转推”
效仿“真正老的”媒体
21 世纪的互联网在很多方面与 17 世纪的小册子或 18 世纪的咖啡馆相似，和 19 世纪的报纸或 20 世纪的电台和电视却大相径庭。简言之，新媒体和老媒体很不一样，但和“真正老的”媒体相差无几。中间插进来的老媒体时代只是暂时现象，并非正常情形。媒体经过了这段短暂的间隔（可称为大众媒体插曲）后，正在回归类似于工业革命之前的形式。
在关于社交媒体的政治影响及其引发抗议和革命的作用的辩论中，历史显然是最有用的借鉴。一段时间以来，这一直是人们激烈争论的问题，而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又使争论进一步加剧。争论的一方是像夏尔基这样的人，他们强调积极分子和革命运动对社交媒体的应用；突尼斯和埃及当然是最突出的例子，但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另一方包括作家马尔克姆·格莱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和叶甫盖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他们对网上对某个事业的支持一定会转为实际行动表示怀疑**。怀疑论者说，事实上，在网上支持某个事业反而更不会使人采取实际行动，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已经出过力了**［莫洛佐夫称其为“懒散行动主义”（slacktivism）］。
历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小册子、信件和地方报纸这样的社交媒体在宗教改革、美国独立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中发挥了作用。但几百年后回头看去，同样清楚的是，社交媒体的主要功能是发表并同化公共舆论。上述的例子中，民众沸腾的积怨都意味着变革迟早要发生，社交媒体不过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换言之，把革命完全归功于社交媒体是错误的，但对社交媒体的作用完全忽略不计也不正确。
阿拉伯之春和宗教改革有一点共性对我们的思考有所帮助，那就是发动革命就像点火。在谷歌工作的贾里德·科恩（Jared Cohen）原来在美国国务院任职，他把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比作加速火势蔓延的“助燃剂”。1572 年的一份带插图的手稿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里面描绘了欧洲宗教不满的火药桶是如何点燃的。插图中约翰·威克利夫手拿火柴，约翰·胡斯举着蜡烛，马丁·路德则高擎熊熊的火炬。无论在 16 世纪还是在 21 世纪，新形式的社交媒体都不是点火者，但在这两种情形中，星星之火都是借它之力而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增加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和机会，特别是使更多人享受社交媒体提供的开放的发表环境，这本身是否必然会促进自由和民主？2011 年埃及革命后，瓦埃勒·古奈姆对这个观点表达得最清楚。他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说：“我一直这么说，如果你想解放社会……如果你想实现自由的社会，给他们互联网就行了。”当问他哪个国家会继突尼斯和埃及之后推翻政府的时候，古奈姆答道：“去问互联网吧。”
这使人想到 18 世纪 90 年代孔多塞提出的乌托邦式的建议，说：“报刊……使人民的教育摆脱了所有政治和宗教的囿限。”更大的言论自由当然会使强势政府的日子更不好过，但孔多塞的时代发生的事情表明，出版自由也使政府更易于监督公共舆论，监视异见人士。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情形显示，在缺乏法制的环境中，自由报刊可以为民粹主义者所用，导致暴民统治。
在现时代，莫洛佐夫对社交媒体的弊病表示了类似的关注。他指出，强势政府可以借几种方式对社交媒体加以利用。具体来说，社交媒体可以帮助政府进行宣传，并使政府更容易找出反对分子之间的联系，因此成为政府手中新的监督工具。比如，在莫洛佐夫的出生地白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使用 LiveJournal 博客平台来协调行动，但“社交媒体创造了一个挫败革命的数码环形监狱：它的网络传输着公众的恐惧，国家当局早已渗透进来，并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他的结论是：“表达不同政见的新数码空间也带来了追踪不同政见者的新方法……（政府）只要进入一个积极分子的邮箱，他的所有联系人就都落入网中。”
尽管如此，无论是印刷机形式还是互联网形式的社交媒体也可以是推动自由和开放的力量，原因很简单：操纵塑造民众的世界观经常是强势政府赖以维持的手段，而如果媒体环境更加开放，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但事情并不是一边倒的；与这个好处抗衡的是，社交媒体也可以使管控更加容易。如莫洛佐夫所说，互联网“渗透并改变了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只是有助于民主化的方面”。任何希望互联网传播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的人都必须记住，热心使用同样的数码工具的还有怀有完全不同目的的别的积极分子，如黎巴嫩的真主党和俄罗斯的极右翼民族主义团体。这场争论的试金石是中国。中国网民的人数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比北美和欧洲加起来都多。微博和其他网上论坛给中国网民提供了表达意见的空前自由。同时，攻击官员或号召游行示威的发帖和微博信息很快被删除；这表明，广泛使用互联网不一定构成对政权的威胁。事实上，政府对互联网的监督使它更易于控制舆论。
对社交媒体还有一个平凡得多但非常普遍的关注，那就是任何人都能在网上发表意见，不管是在推特上，博客上，还是在评论流中，这导致了公共讨论质量的低下。许多网上论坛充斥着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偏见、无礼和愚昧的言论。推特允许任何人直接向别的用户发送威胁或谩骂。无怪乎政客、教士和报纸专栏作家经常把互联网比作臭水沟。
然而，媒体的历史表明，这不过是知识精英永恒的抱怨在现代社会中的体现；每当技术的进步减轻了发表的困难时，知识精英就抱怨说不够格的人会借机发表不该发表的东西。16 世纪初，伊拉斯谟抱怨说印刷商“给世界塞满了愚蠢、无知、恶意、诽谤、疯狂、亵渎和颠覆性的小册子和书籍；在这股浊流中，即使原来能够为善的东西也失去了它们所有的善”。更有甚者，这些“成堆的新书”对“做学问有害”，因为它们引诱读者不再研读经典著作，而伊拉斯谟认为，经典著作才是应当认真研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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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每当出版的门开得大一点，权威都要大声疾呼予以抵制。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说，更大的言论自由意味着坏思想会和好思想一样流传，但也意味着更有可能对坏思想提出质疑。给偏执和成见发泄的机会，以对它们进行反驳和争辩，这比假装这些观点和持有这些观点的人不存在要好得多。在一个几乎所有人都能发表意见的世界中，采取另一种办法，即限制言论自由，肯定是不可取的。1644 年，和弥尔顿同时代的亨利·罗宾逊说：“宁肯允许发表许多错误的思想，特别是出于好意，只是因为头脑不清而提出的错误思想，也不要强行压制或任意抹杀一条真知灼见；由站不住脚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和荒谬来衬托，真理将更加光芒四射，吸引更多的人热爱真理。”一个人眼中讨论的粗俗低下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发表意见的民主化。神魔已经钻出了瓶子。让真理和谬误互相争斗吧！
无论你对网上讨论的质量如何看待，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人们在这样的讨论上花费了大量时间。这就提出了又一个关注：社交媒体是无谓的浪费时间，使人无暇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如工作和学习。2009 年做的调查发现，英国和美国的公司一半以上禁止员工使用推特、脸书和其他社交网站。许多雇主还屏蔽了商业用户的社交网站 LinkedIn，因为他们担心雇员会利用上班的时间建立关系网，自我宣传，寻找跳槽的机会。说白了，在公司眼中，社交联系就是光交往不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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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社交媒体在办公室有其价值，它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个人生活呢？有些观察家担心，社交媒体其实是反社会的，因为它鼓励人们在网上和素不相识的人交流，却忽视了真实生活中与家人亲友的关系。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雪莉·图尔克尔（Sherry Turkle）在《单独在一起》（Alone Together）一书中写道：“虚拟的亲密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另一种接触，或者应该说是所有其他种类的接触的质量呢？”她担心“长时间上网将造成一种新的孤独。我们寻求新技术帮助填补虚空，但尽管技术越来越先进，我们的感情生活却每况愈下”。《哈姆雷特的黑莓》（Hamlet’s Blackberry）一书的作者威廉·鲍尔斯（William Powers）也哀叹他家里的人彼此很少交集，反而更愿意和各自网上的朋友聊天。他写道：“网上人群有办法闯入一切，甚至到了一家人无法共聚一堂的程度，家人聚在一起不到半小时就会有人离去，或大家都起身各忙各的。”他建议的办法是：规定“拔掉插头的星期天”，禁止在星期天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
很清楚，尽一切手段与远方的朋友联系，这是人永恒的愿望。西塞罗在他疼爱的女儿图利亚（Tullia）于公元前 45 年去世后，特别珍惜与朋友们的通信来往。他对每天和朋友阿提库斯的信件往来乐在其中，尽管有时信中没有什么内容。“给我写信……每天都要写。”他在信中这样要求阿提库斯，“如果你没的可写，就写信说没的可写！”关于过分依赖新媒体技术的关注也古来有之：想想看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对写作的反对，还有塞内加看到其他古罗马人冲向码头去拿信时对他们发出的嘲笑。到 17 世纪，新闻迷和他们千方百计寻求最新的新闻报的行为也是讽刺作家嘲讽戏谑的对象。
她说，社交媒体与使人感到寂寞的单向电视媒体正好相反，这也是它受欢迎的原因。人们使用社交媒体可以和不然就会失联的人保持联系，并同本来永远也不会认识的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蒂费克奇说：“社交媒体使人们得以用过去不可能的方式交流，因而加强了人与人的联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 2011 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得出结论说：“认为互联网有益于遥远的关系，却损害身边的关系，这是不正确的。互联网使天各一方的人彼此建立个人之间的联系，但也提供了机会使人们能建立或加强当地的联系。”2009 年，多伦多大学对 4000 名加拿大人作了调查分析，发现 35% 的人觉得技术使他们与家人更亲，联系更紧密，只有 7% 的人说技术使他们感到与家人的联系减少了。很说明问题的是，51% 的受访者说技术没有任何影响，这表示很多人已不再区分网上和网下的世界，而是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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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交媒体未来的发展，历史能提供什么线索呢？虽然脸书、推特和其他社交平台给人们提供了通过社交关系网分享信息的手段，但是它们在两个方面仍然和报纸及广播这种老式媒体非常相似：它们是集中的（虽然信息是由用户传播，不是由拥有社交平台的公司来传播的），而且它们的收入大部分来自广告。集中给了拥有社交平台的人以巨大的权力，他们可以中止或删去用户的账户，如果他们愿意，或为政府所迫，也可以审查用户发送的信息。与此同时，依靠广告收入意味着平台的主人必须设法使广告商和用户都满意，虽然他们的利益并不一定总是一致。社交网站的经营公司一方面拼命拉住用户，好为广告商提供尽可能多的受众，另一方面开始限制用户的活动以及信息从一个社交平台向另一个社交平台的转移。新的社交平台建立初期需要尽量开放，以吸引大量的用户。然而，这个阶段过后，这些平台一旦开始赚钱，就要试图把用户圈在“墙内花园”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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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开办新博客或新网站，所使用的主机可以从许多公司中选一个，如果对服务不满意，可以换另一家公司。然而在社交网站上，这些一条都做不到。社交平台是私营公司，是属于公司的巨大封闭空间。要把照片、朋友名单或发帖存档从一家公司转到另一家，在最好的情况下都非常困难，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完全不可能。这些公司之间如果保持健康的竞争，加之它们不愿意过于封闭，以免惹恼它们数以亿计的用户；这两个因素也许能使得大型社交平台长期维持这种半开放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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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站和社交媒体的核心功能，即维护朋友圈、和朋友交流信息，也可能会转向开放分散的模式。电子邮件和网上发表之所以能够采用这个模式，是因为关于电邮和网页的编码及传输存在着行业普遍同意的技术标准。为达到社交网站的分散化，已经有人提出了几条这类技术标准，尽管尚无一条得到普遍支持。整合朋友名单，保护隐私和安全，把情况更新迅速传达给数以百万计的用户，这些都是目前集中化经营的大型社交网站的优势所在；在分散的模式中做到这些会有技术上的困难。但是，有时主要的社交网站会侵犯用户的隐私，或改动服务条件使用户不满，或卷入新闻审查；每一次发生这类事件，就会有几个大胆的网友决定试一试各个分散化的小社交网站。蒂姆·伯纳斯–李说：“我觉得需要设计分散运作的新系统。”他还说：“我们设计的系统必须让人们能够合作，但又必须分散管理，不都以一个中心为基础。”
建立分散化的社交平台可以以个人信息库为基础，里面的信息由用户直接控制。如此一来就解决了当前的关注，即社交媒体营造的新的网上公共领域基本上掌握在私营公司手中，而那些公司只听命于广告商和股东，并不为用户的利益服务。还有另一种办法可以使脸书、推特和其他平台更加对用户负责，减少对广告商的依赖，那就是开始就某些或全部服务对用户收费。许多互联网服务公司的运作模式都是让一小部分付费的顾客补贴人数多得多的免费用户。社交平台可以考虑就如下的服务项目收费：为商业用户提供的详细分析、用户个人资料更个性化的设计，或没有广告干扰的服务。2012 年 9 月创建的 App.net 是类似推特的服务公司，资金来自用户的使用费。它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靠“出售我们的产品，而不是我们的用户”的“没有广告的社交网站”。它说，这确保了公司的经济收益和用户利益的一致。这种模式是否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尚不可知，但社交媒体将来很可能出现分散管理的新结构和顾客付费的模式。
不管将来社交媒体采取何种形式，有一点是清楚的：它不会消失。如本书所述，社交媒体并非新事物，它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今天，博客是新型的小册子，微博和社交网站是新型的咖啡馆，媒体分享网站则是新型的摘记簿。它们都是共享的社交平台，使思想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沿着社会关系网一波波传送，而不是非得挤过广播媒体那严格把关的瓶颈。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重生代表着一个深远的转变——在许多方面也是对历史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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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才感概, ” 造纸术 ” 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希望拿着小册子传播思想, 对主流意见说不, 但为什么中国最先把造纸术发明出来, 但是能拿出手的, 现代化的著作最少呢? 是全部都浪费在科举上了吗? 中国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丧失了对自然科学的贡献, 所作的事情就是考试, 为官, 纸在表达思想, 在中国的改变似乎更少, 我们欣赏不到中世纪的咖啡馆, 也无法欣赏中国古代的茶馆, 这份在这片土地上的遗憾, 到底要怎么补回来呢?
这是东西方在教育观上根本的区别，所以中国人谈到教育的时候，市场意识要差一些，而西方人谈到教育的时候公平精神要差一些，因为两者的起点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民族有两大根本的幸运，一个是春秋战国的时候，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另外一个是我们是全世界最早实现大众印刷的时代。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时代是什么时代？是书还没有印刷术的时候，羊皮卷的价格跟黄金是一样的，以前的书写在丝绸上，那不是比黄金还贵吗？所以只有大众印刷术才让老百姓真正有可能实现人生的进步，这是知识对于中国老百姓独特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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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大大小小的许可制度, 你想做一件事情, 可能最难的部分就是拿到许可的第一步, 很多热心的社会事件也是这样, 总是被繁琐的流程, 繁琐的许可打压, 娱乐业 (游戏, 电影, 书籍), 商业等方方面面都有政府层面的介入, 虽然大部分时候不受什么影响, 但是就像是机器里卡了几块抹布, 润滑油有的时候能转动, 当下一场雨, 如果不进行及时调整, 这个机器也就报废了, 可是他原本不用这样… IDK
诚然，出版自由会使坏的或错误的作品得到出版。但弥尔顿说，那其实是好事。如果出版自由使更多的读者接触到坏思想，那么就能更快更早地对那些坏思想进行反驳。他把真理比作斗士，不能与世隔绝，只有通过和对手的不断争斗才能保持健康。这是清教徒的思想，即只有通过打击和拒绝恶，才能达到善，弥尔顿称之为“通过恶来了解善”。他说错误的观点好比“灰尘和炭屑”，“可以用来打磨擦亮真理的甲胄”。他说，接触到各种不同的观点能提高读者的品格。他写道：“一个明智的人从一本无意义的小册子里学到的东西比一个傻瓜从《圣经》中学到的东西更多。”再说，坏思想即使不能出版，也照旧会传播。全国各地有这么多印刷机，出版管制不可能做到完全有效；印刷技术太普遍了，出版前审查是不切实际的。比如，议会就镇压不了保王党每周出版的《宫廷新闻周刊》，即使在伦敦，同情保王党的人也在转售，甚至翻印这份周刊。（“油墨未干的纸张可以作证，它们在这里印刷，在我们当中传播，审查一点用也没有。”）镇压不同意见还可能因突出了它们而产生反效果。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一切东西出版，让不同的观点在思想的战场上竞争厮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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